馬政府這兩年高舉社會公義大旗，希望縮小Ｍ型社會的貧富差距，殊不知，貧富差距的形成、乃至於擴大，是社會結構的長期調整過程，其中有國際的、國內的、甚至兩岸的方方面面因素。馬政府把一個複雜的演變過程簡單化，以為幾個「奢侈稅」、「證所稅」的政策，就可以去化不公不義；馬政府又把一元化的政策多元化，以為既可坐享公義美名，又可健全日趨困窘的財政現況。事實證明，這些提油救火的政策出台，貧富階級對立由此激化，中產階級也因此被打成準貧族，整個社會惶惶不可終日，自然「指日可待」。

　先說奢侈稅吧，這塊標榜「居住正義」的王命鐵牌，希望老百姓都能買得起房子。但要問的是，台灣的老百姓如此悲慘？連一 套房都住不起？政府不是對台灣自有住宅率高達8成以上，一向沾沾自喜嗎？

　所以，老百姓不是住不起房，正確的說，是住不起、或換不起一套像樣的房。什麼叫一套「像樣的房」，媒體通常會舉豪宅為例，說老百姓終其一生不吃不喝，也買不起。豪宅，這是一般人住的嗎？如果不是，單純對豪宅課以高的地價稅、房屋稅，不行嗎？富人不在乎這些小錢，為何要胡攪蠻纏的把中產階級拖下水？

　再以大台北的房價為例，是比台北以外的地區要貴，甚至貴得多，何以致之？投機，這是馬政府的標準答案。試問，3％的投機客能把房價拉到雲端，就算是，把投機客繩之於法就是了，有必要連中產階級的房子一起放鍋裡嗎？

　台北房價上漲，和政府幾十年來重北輕南、兩岸關係的和解、遺贈稅調降、資金由全球湧向亞洲，都有密不可分的關聯性，這是從大處看；從小處看，肇因於各縣市的水質、交通、生活便利性、醫療品質、就業機會及所得。建商推新案、仲介賣中古屋，如果定價和以上的大處、小處偏離太遠，自然門可羅雀，自然要降價；其他地區房價漲不起來，政府也應該朝以上幾個方向努力，而不是把大台北的房價打下來，就認為公平了，這種公平，是假的。

　一個假公平的政策，能唬弄老百姓？看看一年前馬政府的豪情壯志：超過60％的人支持奢侈稅，一年徵150億，要讓居住正義得以實現。一年了，別說150億了，把奢侈稅扣掉稽徵成本和少收的土增稅、契稅，政府賺到什麼？哪一個去年抱怨買不起房的，今年有喬遷之喜；又有多少百分比的人認為，居住正義被「部分實現」了。名與利，雖如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但總得有一個落袋吧。

　接下來看證所稅，財政部劉部長舉了兩個例子，說明復徵證所稅的正當性。一個是在股市賺了400萬的散戶，如不繳納20萬的證所稅，是不公不義。劉部長可能忘了，散戶在交易過程中，要繳證交稅，根據券商公會的計算，一個散戶進進出出、得交易3、4億，才能賺400萬，換言之，該散戶所納之證交稅即上百萬，以邊際稅率算，高達25％。

　劉部長舉的另一個例子，是鴻海董事長郭台銘，說他99年賣股賺了10億，只繳了348萬的證交稅。假設證所稅依據政院版本，自99年實施，成本價應為98年底的鴻海收盤價151.5元，而觀察鴻海99年的股價高低點為155.5～106元，郭台銘如何賺到10億？如果全部都在最高點售出，一股賺4元，換言之，郭董於99年1月5日前後，處分了25萬張鴻海股票，這可能嗎？如果是以面額作為成本價，又與政院版的成本計算不符，這公平嗎？

　政務官為政策辯護，理所當然，但講出來的話必須有所本，必須客觀中立，前一個例子，散戶被汙名化了；後一個例子，大戶也被汙名化了。台股就像個洪桐縣，散戶也好、大戶也罷，都成了不公不義的代名詞。

　證所稅如今落到個「早知如何，必定推遲」的境地，現在推也不是，不推也不是。我們必須說，知道無論早晚，晚知總比不知、無知要強，既然油電雙漲和證所稅不能同步為之，就看哪一個政策有迫切性，施政優先總要有個次序吧。

　一個有為政府，堅持理想與改革、強調公平與正義，很好！但不要忘了，改革的目的在於實現理想，公平正義也不是社會主義。值奢侈稅屆滿周年、證所稅開徵前夕，朝中諸公是否斟酌損益，勿讓理論領導實務，勿讓務虛取代務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