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時報【本報訊】

這些日子，各方對於政府徵收大埔農地一事有不少議論。三年前當怪手摧毀良田，老農夜宿凱道，引起國人憤慨之際，行政院在輿論壓力下出面協調並修訂土地徵收條例，強調未來土地徵收必須符合公益性與必要性；然而三年後的今天，政院的承諾跳票，政府誠信面臨嚴峻挑戰。

大埔事件在三年前雖經政院出面協調承諾「原屋保留」而暫告平息，但隨著去年內政部都委會做出拆除拒遷農戶的決定，又告升溫。日前當大埔民宅遭強制拆除的畫面呈現在國人眼前時，我們不禁要問：決策當局的誠信何在？如此言而無信，難怪如今不論核四、兩岸服貿協議，任憑政府再三保證，也難取信於民，孰令致之？

這一事件在社會關注三年下仍落今天的結局，而那些上不了報紙版面所蒙受的冤屈，又豈有大白天下的一天？當年府院高層高談闊論土地正義，貌似有悲憫之心，如今卻強調這是地方政府的權責，中央政府不能越俎代庖。選前選後判若兩人，這樣沒有誠信的政府，這樣冷血的治國態度，已注定要失去民心。

土地徵收條例在歷經大埔事件進行修正，於去年初公布，明訂土地徵收要具備必要性與公益性。但誰來認定徵收土地是否具必要性與公益性？自然是政府自己。如此一來，發動徵收者是政府，而認定是否符合公益性、必要性的也是政府，這豈非球員兼裁判？如何令人信服？日前內政部發布新聞稿如此寫道：「大埔區段徵收案係苗栗縣政府為配合竹南園區基地未來擴建之用地需求及周邊地區之發展而開發，其開發目的符合徵收之公益性及必要性，…，內政部尊重地方政府職權。」當公益性與必要性的解釋權依然握在政府手裡，這兩句話已形同具文。

政府自民國90年以來向民間所徵收的土地已超過一萬公頃，相當於四百座大安森林公園，多少良田毀於一旦，多少家庭因此破碎，而政府卻置若罔聞。對世貿組織（WTO）稍有涉獵者都知道，一向主張貿易自由化的世貿組織對農業也有特別考量，美、歐、日等成員雖反對政府補貼，但鑑於農業具有環境保護、維持農村繁榮、消弭貧窮、確保糧食安全等重要的社會目標，因此皆認為可採行綠色補貼。

近半世紀以來，先進國家在強調貿易自由化之餘，也深深明白農產品不同於一般商品，農業不同於工業，因此不能任憑自由化而導致環境生態受到衝擊。遺憾的是，我們政府高層無此遠見，成天只想著興建科學園區、工業區、自由經濟示範區，以為多建幾個科學園區、工業區、自由經濟示範區，台灣經濟成長就可以多出幾個百分點。殊不知，十多年來徵收萬頃農地非但未使經濟更上層樓，反而使得農村更趨蕭條，農業人口迅速流失，而這已然是台灣經濟社會的一大隱憂。

許多人已不復記憶台灣到底還有多少農業人口，農業為台灣創造多少產值、創造多少就業機會。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統計，台灣在民國80年的農業就業人口仍有109萬人，去年已降至54萬，近二十年農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比重已由13％降至5％。更值得注意的是，農業就業人口裡絕大多數是中高齡，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只占5％。這雖是經濟發展的趨勢，但何嘗不是政府漠視農業，大舉徵收良田的結果？

我們一向喜歡和韓國比較，在農業方面韓國的情況如何？依據韓國統計局的資料，韓國農業就業人口去年為153萬人，占總就業人口6.2％。近年韓國工業、服務業雖迅速發展，然其農村所創造的就業人口仍在我之上，這也是韓國長期維持低失業率的重要原因。農業對一國經濟究竟能帶來多大助力，顯然是取決於政府的態度，二十年前烏拉圭回合談判開放稻米市場箭在弦上，韓國卻能在談判桌上爭取到有別於日本、對韓國農民最有利的「韓國模式」，其對農業經濟的用心，不言可喻。

「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今天各界對政府的議論之聲不絕於耳，絕非偶然。除了大埔事件，年初關廠失業勞工臥軌抗議，馬總統的回應竟是：「政府的態度是同情、了解與協助，但若要讓政府出帳，須有根據。這不是魄力問題，而是法律問題。」五月台灣漁船廣大興廿八號遭菲公務船掃射，全民激憤，但政府進退失據，令人失望；而近日洪仲丘士官猝死案，也是在輿論連日大幅報導後，才獲得府院高層的正視。

五年前馬總統宣誓就職時，以「人民奮起，台灣新生」為題發表演說曾贏得社會喝采，但如今看看政府處理大埔事件、勞工臥軌、廣大興事件與洪仲丘案，政府的應變能力與高度何在？心中對百姓的熱情與關切何在？如此治國，庶人如何不議？台灣又如何新生？盼馬總統深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