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安倍經濟學」(Abenomics)非旦未惠及民眾，還造成貧富加劇，加上人口老齡化嚴重，社保負擔沉重，就業形勢低迷，中產階級逐漸消失，並向社會底層下沉。日本社會結構從「橄欖型」逐漸向「金字塔」變型。

中新網援引新華網報導，日本國稅廳的統計顯示，2014年，日本「貧困群體」約1139萬人，較1999年的約804萬激增42%。安倍政府2012年底上台，到2014年短短2年時間，日本「貧困群體」又增加約50萬人。

吃低保的赤貧階層也在擴大。厚生勞動省統計顯示，截至2015年底，領取低保的家庭達163.4萬戶，總人數為216.6萬人，雙雙創出新高。

長年關注日本社會貧困問題的日本律師聯合會前會長宇都宮健兒說，日本零儲蓄家庭佔比已達約30%，而在上世紀80年代，這一比例僅為5%，「如今，每3個家庭中就有1個家庭無存款」。

零儲蓄家庭激增，主要由戰後嬰兒潮一代老人(1946-1964年出生)「儲蓄被蠶食」所致。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嬰兒潮一代老人跌入貧困線以下。他們一方面得接濟因經濟低迷而收入低下的子女，又得照顧長壽的父母，這種「夾心」狀態讓他們原本用來養老的儲蓄逐漸見底，經濟上日益窘迫。

一邊是不斷增加的貧困人口，另一邊卻是在安倍政府上台後，日本大企業和富裕群體財富屢創新高。

財 務省的統計顯示，2014年度，日本約5000家大企業留存的利潤達299.5兆日元，同比增加14兆日元，連續8年創出新高。美國《福布斯》雜誌日前發 佈日本富豪榜顯示，日本前40大富豪的總資產2015年度飆漲至15.4兆日元，在安倍政府執政的4年內翻了一倍以上。

日本戰後能建成中產階級龐大的社會，終身雇傭制功不可沒。然而，在上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企業效益嚴重下滑，在經濟界要求下，日本政府修改法律，犧牲勞動者利益，允許企業雇傭非正式員工，拋棄終身雇傭制等日本職場傳統。

進入本世紀後，非正式員工數量連年遞增。厚生勞動省的統計顯示，2014年度，非正式員工達1962萬人，約佔全部勞動者的37.4%，較1995年增加900多萬。

宇 都宮指出：「和正式員工相比，非正式員工的工資僅是其約一半，無晉陞機會，在各方面遭受不公。一旦企業效益不好，他們就會馬上被解雇。」在2008年爆發 金融危機時，日本企業非正式員工大批被裁，被迫流落街頭，引發嚴重社會危機。當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就要求日本政府解決非正式雇傭橫行問 題。

日本共產黨宣傳部長植木俊雄說，安倍政府上台後，非但不致力於改善這一問題，還在2015年再次強行修改相關法律，進一步為企業雇傭非正式員工提供方便。

隨著日本老齡化加劇，日本政府社保負擔連年增加，每年需增加約1兆日元支出，才能維持現有社會福利水準。

2014 年，以彌補社保開支缺口為藉口，日本政府將消費稅稅率上調3個百分點。政府稅收增加約5兆日元，但安倍政府只肯撥出5000億日元用於每年增長的社會保障 支出，剩下的5000億日元缺口通過降低各項社保標準或增加民眾負擔等所謂「陣痛改革」堵上，造成民眾在醫保、養老金等福利制度上的負擔進一步加重。

宇都宮表示，近年來，日本政府一直在將社保負擔推給民眾，並將稅收負擔從高收入群體轉嫁至低收入群體。他說，近30年來，日本政府一直對大企業和富裕階層實施減稅，對老百姓增稅。

以 企業利潤為徵收對象的法人稅稅率，從上世紀80年代的約50%下降至目前的不到30%，未來安倍政府還考慮進一步下調。日本個人所得稅採取累進稅制，最高 收入群體的稅率從上世紀80年代的75%，降至目前的45%。而消費稅是一種對全民徵收的稅種，收入越低，實質稅負越高，提高消費稅造成低收入群體生活更 加艱難。

而令宇都宮感到驚訝的是，安倍政府一方面減少社保支出，一方面卻大力增加軍事開支。安倍政府上台後，日本國防費連續4年上漲，突破5兆日元大關。

在上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步入「失去的30年」。如今的日本年輕人，似乎也成了「失去的一代」。

文部科學省的調查顯示，受貧困家庭增加影響，2012年，日本大學生助學貸款申請率增至52.5%，而在1996年，這一數據是21.2%。這背後是日本政府對教育支援的嚴重不足。

經合組織2015年底公佈的統計顯示，日本對教育機構的財政支出佔GDP的比例僅為3.5%，在經合組織成員國中排名倒數第一。

因就業環境惡劣，不少大學生畢業後，只能找到非正式工作。統計顯示，20歲至30歲群體非正式員工佔比高於平均水準。因工資低，很多大學生無力償還助學貸款。據日本學生支援機構統計，2013年約有33萬畢業生拖欠貸款。

宇都宮說，自殺已成為20歲至40歲日本年輕人排名第一的死因。「如今的日本社會，已成為一個年輕人無法擁有希望、擁有未來的社會。」他說：「日本社會的現實，和安倍那些漂亮的口號相去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