鉅亨網劉祥航 綜合報導  2015-10-13  13:25

2015 年經濟學獎頒給了蘇格蘭經濟學家 Angus Deaton,表彰他對消費、貧困及福利制度的研究。和以往多數經濟學獎得主不同,Deaton 更偏向個人行為,而不是從龐大的統計數字中得出定理。

《USA Today》報導,Deaton 在經濟學研究中,融合政治學、心理學及哲學,來看收入、消費及貧困的關係。他謙稱,在他得獎之前,他並不確定自己做了些什麼。

69 歲的 Deaton 周一說:「我總覺得自己不太可能得獎,因為我沒有真正的領域。」不過,瑞典皇家科學院描述了他為何得獎的原因,他說:「我想,『哦,這就是我一直在做的。』」

經濟學獎委員會指出,在制定經濟政策之前,無論是福利制度或是減少貧困,首要需瞭解的就是個體的消費選擇。Deaton 的研究,幫助了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及發展經濟學領域,加強這方面的認識。

在充斥龐大統計數據的經濟學中,Deaton 堅持,要描繪出具體的情況之前,必須先了解個人的行為,以及人們行為的差異。因此,他發展了詳盡的調查,從家戶中取得資料,這些資料還包括印度及非洲的窮人。

快樂的基準:7.5 萬美元年薪

Deaton 的同事,普林斯頓大學公共及國際事務院長 Cecilia Rouse 表示,他的想法來自最根本的資料蒐集,深切的關心,並能深刻的思考,他不僅是從學術上來了解,他也明白這對公共政策制定有多重要。

他的眾多研究中,包括在 2010 年指出,美國人需要年薪 7.5 萬美元,以過得快樂,但超過這個水準,並不是就錢愈多愈快樂。他還研究數入及熱量消耗的關係,也發現,較高的人通常更加快樂。

Deaton 1945年生於英國愛丁堡,1967年、1971年、1974年,分別獲得劍橋大學學士碩士及博士學院。之後,他任職英國劍橋大學及布里斯托爾大學。直到1983年離開英國,到了普林斯頓大學,之後就一直就職於此。

研究個人如何隨不同收入消費

在學術界,Deaton 最令人關注的文章是 1980 年與John Muellbauer合作,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的《近乎完美的需求系統模型》(an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一文。在這篇文章中,根據需求理論推導,估計居民在一定的可消費支出水準、通貨膨脹水準以及價格下,對農產品的需求量。過去 30 年,這篇文章被引用高達4000多次。

Deaton 強調,主流的消費理論有所欠缺,應綜合研究個體消費如何隨收入變化,以補不足。他的研究方法,也日漸為宏觀經濟學廣泛接受。

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指出,Deaton的貢獻主要有三方面:1.他所設計的一套需求系統; 2. 消費與收入之間的關係 (包括宏觀和微觀數據蒐集);3. 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生活標準和貧困水平的研究。

簡恒宇


賺多少最快樂?迪頓:年收入225萬
迪頓在2010年發表一項研究指出,年收入75000美元,能帶來最大的快樂。(翻攝自《富比士》網站)

榮獲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英國個體經濟學家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其名聲似乎不是廣為人知,但他有項研究卻相當引人注意,即年收入75000美元(約台幣225萬元),能帶來最大的快樂。

根據諾貝爾官網民調顯示,約75%受訪者沒聽過迪頓,也不知道他提出「對於消費、貧窮與社會福利的分析」,其為迪頓獲獎原因,該分析有助於政府訂定對人民有利的經濟政策。

不過迪頓另項研究可能較受人注意,2010年,他與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康納曼(Daniel Kahneman)共同發表研究稱,年收入75000美元,就能獲得最大的快樂。

該研究稱,不論是閒聊或是學術辯論,「金錢買到快樂」一直是大家探討的問題,研究結果則指出,年薪75000美元能帶來最大的快樂,賺超過不一定會更快樂,但賺得少確實會讓情緒低落。(中時即時)

2015-10-13 02:47:59 聯合報 記者江睿智、余佳穎/台北報導

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敬一昨天表示,迪頓曾兩度來台,並協助中研院建立「華人動態家庭資料庫」。迪頓第一次來台是為了進行跨國消費行為研究,特地台來取得主計總處資料;第二次是在千禧年之後,應他邀請來台參加中研院舉辦的人口轉型研討會。

朱敬一說,因為不同人口會有不同消費行為與型態,所以當時想到邀請迪頓來台參與研討會,之後迪頓出版《了解消費》一書,還特地寄了簽名書送給他。朱敬一也邀請他擔任顧問,協助中研院建立「華人動態家庭資料庫」。

朱敬一以「非常有創意」來形容迪頓研究消費行為的方法。他說,迪頓擅長個體消費行為追蹤與分析,但要進行跨國研究或比較時,難以針對個體消費行為長期追蹤,於是他利用主計總處每年調查,將大樣本中非追蹤性的平均行為,一年一年整理,視為一個人的追蹤行為,以此資料進行跨國研究,這方法在當時十分特別。

中研院研究員陳明郎說,迪頓一九九八年來台時就已是著名經濟學者,但他完全沒有傲氣,個性隨和,還為了資料特地來台訪問、訪談,更顯難能可貴。

「雖然迪頓不是很熱情的個性,但是很隨和、有禮貌,就是英國人紳士性格。」陳明郎回憶,以迪頓早已當過美國經濟學會會長、經濟評論主編的等級,中研院當時開出來台訪問的待遇很「一般」,也無法提供高級飯店住宿,其他學者只是越洋要資料,迪頓卻願意親自來台灣看資料、簡單訪談,以確認資料正確性,並發表演講交流。

陳明郎指出,迪頓與學生帕克森(Christina Paxon)來台為研究論文「台灣經濟成長、人口結構及國民儲蓄率」蒐集資料,這篇論文一九九八年也曾刊登在國際期刊上。

迪頓研究台灣經濟成長歷程發現,台灣的窮人由於沒有能力向銀行借錢,因此非常重視標會,藉由標會籌措資金,買賣車子、房子,是在金融不發達時很好的籌資管道,也對所得有提升作用。

陳明郎說,當年台灣是經濟起飛的發展中國家,非常具代表性。迪頓以台灣當作例子證明所提出模型,當經濟尚未起飛、國民生產毛額較低,消費占比較低,而儲蓄率高,可帶動國家經濟成長;隨經濟發展、GDP提升後,又進而帶動民間消費比例提升,這樣的理論從台灣當年的數據可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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