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血流成河

2015-09-26 13:38:32 聯合晚報 記者陳素玲／台北報導

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副教授李健鴻表示，Yo-Yo現象(Youth-Youth，指的是青年回復青年)係相對於「Yo-Ad」(Youth-Adult，從青年進入成人)。早期年輕人大學畢業後、工作、結婚、生子，從年輕人進入成人。這一代年輕人是延畢、唸研究所，即使短暫工作，也可能因工作挫折或尋職不順，再回到學校，一直無法進入成人狀態。

李健鴻表示，由於全球化及勞動彈性化，晚進職場是全球共通問題，年輕人被迫選擇晚進職場，歐盟及美國稱之為Yo-Yo現象。

李健鴻說，有三種人必須關注，一、因就業挫折成為「怯志青年」，不願意再找工作。二、只能從事非典型工作。三、連續一年找不到工作成為長期失業青年。政府應避免年輕人因為這三種原因晚進職場。

他說，為了解決Yo-Yo問題，歐盟已由德國執行擴大版學徒制，將西班牙、希臘、義大利等青年高失業率國家青年引進德國企業當學徒。亞洲國家日本最早重視，前年推出工作卡計畫(Jobcard)，協助非典型工作青年重返工作，希望勞動部也能透過政策，及早對症下藥。

機會開放或結構限制？台灣青年從學校到職場轉銜過程中的Yo-Yo現象／李易駿、古允文(67 民 96.9 頁 105-152)

西方先進國家自80年代初開始出現青年失業議題，到了90 年代，隨著勞動去管制化及非典型化發展，就業與失業間的界線日益模糊，青年就業型式也趨多樣化；又因就業與就學間的界線亦同時變為模糊，在二者共同作用下，青年轉銜（youth transition）歷程乃因具有可回復性，而變為更多樣性與複雜，學者們以Yo-Yo稱之。本研究的研究主題為青年們轉變為年輕成人（young adult）的從學校到職場的歷程，檢視其中青年轉銜的Yo-Yo現象，並分析轉銜中的機會開放與結構限制效應。研究主要發現：台灣亦如西方的研究發現般，存在著青年轉銜中的Yo-Yo現象；以及確有部分青年持續停留在非典型、不穩定的工作中變動的情形；青年的Yo-Yo轉銜現象同時是機會開放與結構限制的結果，唯機會開放或結構限制與青年的家庭支持能力間具有若干的關連。研究發現台灣的青年就業現象，除有如同西方般的Yo-Yo轉銜外，亦有屬於台灣的獨特性，即台灣青年另有補習、準備考試的停滯類型Yo-Yo。又資源較充足之家庭對青年參加補習、準備考試亦提供實質的支持。最後，本研究歸納出值得進一步檢證的三個命題：「Yo-Yo是朝向教育開放、朝向就業限制的結果」；「Yo-Yo是對家庭資源充足者開放、對家庭資源不足者限制的結果」，進而「Yo-Yo是表面上開放、而具有部分實質限制的結果」。最後研究者建議可朝向思考對家庭支持較不足的青年提供協助，以減少結構限制所造成的被迫性Yo-Yo轉銜。

關鍵字：青年轉銜、從學校到職場、青年失業、年輕成人、非典型就業

Young adult unemployment problem has emerged as a public issue in European countries in the 1980s and then enlarged as a life course issues for academic and policy studies in the 1990s. The Yo-Yo trajectory is widely discovered in youth transition but its nature is diversified especially because of the indistinguishable boundary among employment, atypical employment, unemployment and schooling. In this study, we interview 14 young adults to collect their transition trajectories, which are analyzed and generalized from cases comparison and grounded perspective.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firstly, just like most studies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there are various Yo-Yo trajectories withim Taiwanese young adults’ transition. Secondly, the initial young adult’ employment is easily trapped in between atypical/un-employment. Thirdly, after examining three assumptions about the dynamic interaction between employment, education and family supporting, we see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supporting in their transition from school to work that signifies once again the effect of social structure. In conclusion, this study suggests a policy to reduce structural constraints for young adults with less informal supports.

Keywords:Youth Transition, From School to Work, Youth Unemployment, Young Adult, Atypical Employment

http://taishe.shu.edu.tw/periodical_67.html

文/張烽益(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

　　一位29歲青年，曾擔任過宅配快遞員、社區保全，獨自在外租屋，因對社會不滿，沒有向公司請假，曠工三天後，回到畢業的國小，隨機殺害一名國小學童後便自行報案，就地等待警察逮捕。這起震驚社會的北投殺童事件，瞬間讓全國人民怒氣沖天，當晚上百位群情激憤的在地民眾集聚警局門口，每個人都想親手對龔姓兇嫌補上一拳，以洩心頭之恨。

　　台灣這六年來，已經發生六起這類的無差別殺人事件。北投殺童事件與北捷車廂殺人事件一樣，殺人動機並不是為金錢、女色或仇恨，而是兇嫌將對社會結構的不滿，以殺人方式進行強烈吶喊與控訴。這種無差別殺人讓社會大眾對受害者的無辜生命逝去，感到極端憤怒，甚至無法理解殺手的行為，造成復仇的激情四處流竄蔓延。

　　如果只是以暴制暴、以殺制殺，就能遏止這種極端反社會行為，那還真是大快人心，但是事實上，這通常只是無能國家與無情社會的遮羞布罷了。以台灣一直在執行死刑，這些兇嫌都知道一定會被求處死刑，但還是在大庭廣眾之下進行無差別殺人。

　　台灣在2009年開始，每年都會發生一起無差別殺人事件，今年則升高為已經有兩起，這種趨勢實在令人擔心，從日本與台灣的經驗來看，「孤獨」可說是無差別殺人者的主要特質，而就業不穩定，或令人對未來感到失望與無力的大環境，讓離開學校進入職場的青年，在面對現實的人際關係受挫被排擠後，將更退縮到個人世界，再加上受挫自卑的人格特質，被嵌入這種吃人結構的社會齒輪中，在一格格運轉擠壓之下，一旦孤獨感、挫折感加劇，其反社會的極端人格就很可能會在某個臨界點引爆。

　　日本近十多年來無差別殺人事件頻傳，更在2008年，東京秋葉原發生一名25歲派遣工的無差別殺人事件更造成7人死亡，震驚全世界。而日本法務省根據52位加害者的研究發現，無差別殺人事件的加害者大都有著20至40歲、男性、失業或工作不穩定，有強烈的挫折感和自卑，沒有朋友，和家人不親近，部份有精神疾病，前科或吸毒等特徵。而當時日本派遣工氾濫，人數達到高峰，造成青年失業問題嚴重，這也讓自民黨在當年度失掉自二戰後長期掌握的政權，被民主黨給政替掉了，日本政府也開始限縮勞動派遣的使用（但自民黨安倍內閣重新執政後，近日提案修法將鬆綁企業對勞動派遣的使用）。

　　龔姓兇嫌先後擔任宅配員與保全員，都是屬於低薪過勞，且職涯發展都屬有限的行業，這兩個行業近年來高度發展，大量需求年輕男性投入，由於進入門檻低，相對而言流動性也很高。宅配員與保全員，就工作屬性而言，是一個被高度個體化、原子化，沒有同事夥伴可互動協作的孤獨工作者。有趣的是，他們也是每天要大量接觸人群客戶，但卻被禁止與他所服務的人群更進一步溝通的工作，猶如人群中的電線桿。這種就業環境所帶來的「人格孤島效應」，將可能對一個青年產生重大的挫折感與孤獨感。

　　專研青年就業困境的學者李建鴻就指出，當前台灣青年勞工面對的兩大就業市場困境分別是：「轉銜歷程風險」、「非典型工作風險」。所謂「轉銜歷程風險」是指，青年從學校畢業後就轉變為成人，但因職場的困境，又有可能回校進修、參加職訓或失業待業，而回復到青年狀態，青年不再是畢業、就業、成家立業、退休的線性生涯發展，而可能是「生涯去標準化」與「生涯可回復性」的「YO-YO現象」（youth -youth），就像yoyo球一樣，來回擺盪。

　　其次，面對「非典型工作風險」，青年一畢業尋職，面對的都是定期契約、派遣、部分工時或低底薪的業務性質工作。根據統計，過去十年來部分工時者增加了八倍，派遣工作也是大幅增加，連科學園區許多半導體電子業都使用派遣工。

　　由於非典型工作隱藏的高失業以及低度就業的風險，更可能轉變成地下經濟之下低薪低保障的邊緣性工作，而非保障較佳的正職工作。台灣勞工實質薪資倒退十幾年的悲劇，早已經不是新聞，但是青年的薪資呢？根據勞動部的15-29歲青年就業概況調查，2006年在職青年的平均月薪29356元，到了2014年居然下降到28925元。工作不穩定加上低薪，可說是青年初次就業面對的最大雙重打擊。

　　儘管台灣的失業率，比起其他國家似乎不高，大概在3.9%左右的水準，南歐隨便一個國家失業率都超過15%，但是大家都忽略台灣就業市場內部隱藏的衝突性，因為失業問題的嚴重與否，不能以絕對數字的高低來評斷失業對社會衝擊的唯一依據，我們必須以相對性的剝奪感來顯示其嚴重性。一旦整個社會失業率都高，大家普遍都找不到工作，你苦我苦大家一起苦，問題比較小，不過如果一個社會內部出出現失業率相差很大的兩個族群，那可就問題大條了。有可能是不同種族、地域、性別或年齡之間等等，都有可能，這一條剖面線通常也是社會衝突的對立引爆點。在當前的台灣呢？答案似乎是年齡，因為台灣的青年失業率比起總體失業率異常地高，高於國際上的平均水準甚多，而且已經到了令人擔憂的地步。

　　台灣2014年15-24歲青年失業率為12.63%，整體失業率為3.96%，青年失業率與總體失業率的比值為3.2倍，比起OECD國家平均約2.2倍，此一比值幾乎是世界最高。可見從學校畢業的青年求職碰壁，代表就業市場疲弱，沒有足夠的新職位吸納年輕人，導致台灣青年就業困難，相對剝奪感嚴重，這是台灣社會衝突潛在的不定時炸彈。

　　2014年台灣青年失業率與全體失業率的比值達到3.2倍，其實台灣最近五年這個比值都在三倍左右，我們看看失業問題異常嚴重的義大利，2013年義大利整體失業率高達12.9%，但青年失業率更高達40%，但其比值也才3.1倍（40/12.9）。至於其他國家呢？OECD國家平均為2.2倍（16.2/7.3）、美國為2.5倍（15.5/6.1）、日本為1.9倍（6.9/3.6）。由此可知，台灣的總體失業率看起來不高，但是內部存在的相對剝奪感是相當巨大的，你能說台灣青年就業問題不嚴重嗎？

　　面對悲劇，當前我們唯有靜下心來嚴肅思考，台灣為何近年來這種一心尋死，公然以無差別殺人的極端行為，來表達內心對社會的極端厭惡與不滿的行為會持續出現？即使兇嫌當場被捕，並且極可能被判處死刑之後，大家就安心了嗎？顯然不是。孤獨青年所處的社會牢籠，如果不加以檢討與反省，那麼我們難保相同事件不會再發生。反省無差別殺人事件背後的社會結構，不是要把個人罪過推給外在社會，替個別的殺人兇嫌脫罪，而是透過反省理解進而改善，防止悲劇重演，避免無辜的生命再次被犧牲。

刊載於2015/0６/2４鳴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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