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銀行業營業稅≠銀行稅

根據報載，由於政府財政困難，財政部推出財政改革方案，除了富人稅和提高金融業營業稅這兩點之外，大致獲得好評。在富人稅方面，各界認為課不到，只是「安慰劑」而已；至於對金融業提高營業稅，引起金融業反彈是可以預期的。然而財政部與金管會以國外也有銀行稅為由，認為對金融業課徵營業稅，並且將稅率「恢復」到5％，是很有道理的政策，此點讓人難以認同。

我們雖贊同金融業在連續數年獲利屢創新高後應共體時艱，為國家財政多負擔一些，但這不表示提高金融業營業稅是合理的政策。尤其主管部會竟把銀行業營業稅與歐美的Bank Levies（逕稱為「銀行稅」）混為一談，更是「誤把馮京當馬涼」。二者性質差異懸殊，主管部會應該「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不宜混淆視聽。

首先，我們來看銀行業（甚至整個金融業）的營業特性。金融業與一般製造業最大的差異在於沒有進貨，因此在現行「加值型營業稅」的稅制下，一般製造業繳納的營業稅有進項的營業稅可以扣抵，其名目稅率雖然是5％，實質稅率卻遠小於5％（視其進項扣抵的高低而定）。至於金融業，由於沒有進項的營業稅可扣抵，其營業稅本質並非「加值型」，而是「總額型」，因而在加值型營業稅立法時，曾考慮此因素擬將稅率訂在2％。後來雖仍依5％課徵，但1998年年底國內發生本土性金融風暴，政府迅即宣布將銀行營業稅降為2％，對當時危機的化解發揮明顯的助益，其後未再研議提高，主要因為適用這項稅率並非沒有道理。

若銀行改採「加值型」營業稅制度，以銀行放款業務而言，其「進貨」是存款，「產品」是放款；放款利息收入當繳5％營業稅，則其存款利息支出也當設算扣抵5％營業稅，由於一般銀行放款僅佔存款七成左右，因此若採「加值型」營業稅制，允許銀行扣抵設算之進項稅額，則扣抵後銀行之實際稅率負擔反將低於現行2％之「總額型」稅率。但若仍採「總額型」稅制，且將營業稅率提高至5％，則銀行營業稅負擔遠較其他產業為高，實屬不公平。

因此，要銀行共體時艱，增裕財政稅收，若用提高營業稅率方式，既不符加值型營業稅之初衷，且大幅增加銀行業之負擔。實施初期，在財政部及金管會嚴格監控下，銀行可能不敢轉嫁稅負至顧客身上，惟營業稅既屬間接稅，依照市場法則，長期必將轉嫁至顧客身上，屆時所提高之金融營業稅，等同由全體金融消費者負擔。

鑑於金融業不同於一般製造業，已經採行加值型營業稅的歐美國家，根本不課徵金融業營業稅，因不符加值型稅制精神。目前課徵金融營業稅的國家，可能只剩下中國和台灣，主管當局經常宣稱要與國際接軌，此刻反倒是與對岸接軌，規劃金融業之營業稅率為5％，與對岸相同。當然，財政部之規劃本意應是為增裕財政收入，與對岸稅率接軌純屬巧合。

既然歐美採取加值型營業稅的國家根本不課徵金融業營業稅，那又怎會有財政部與金管會所宣稱的「銀行稅」呢？其實，應該釐清歐美Bank Levies的嚴謹意義應是「銀行特別捐」，而非「銀行稅」，因為其本身不是稅（Tax），並且課徵基礎不是來自銀行的營業活動，而是依據銀行的資產、負債或資本的規模。

銀行特別捐的產生是2008年金融海嘯後，針對大銀行「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所做的因應設計。在金融海嘯期間，歐美各主要國家政府，為了穩定金融，動用鉅額的納稅人稅款，拯救陷入危機的大型金融機構，因而「銀行特別捐」係根據銀行的資產、負債或資本的規模而訂定，也因此只有規模到一定金額以上的銀行才會課徵銀行特別捐。無足輕重的小銀行其倒閉不致影響金融穩定，就按照市場法則，經營不善時就讓它關門大吉。

因此，在英國股權與負債總值大於200億英鎊以上的銀行、金融集團，在法國最低管制資本超過5億歐元的信用貸款機構、投資公司、銀行控股公司，在德國負債金額大於3億歐元以上的銀行，在荷蘭淨值超過200億歐元以上的銀行，才會被課徵銀行特別捐。至於美國則直接稱為「金融危機責任費」，只對總資產大於500億美元以上的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課徵，故與金融機構營業稅的性質截然不同。

綜言之，所謂的「銀行稅」其實是歐美政府對「大到不能倒」的大型金融機構所徵收的「銀行特別捐」，對金融機構並不徵收加值型營業稅。我們政府若為充裕國庫，而且基於金融機構「一家都不能倒」的政策目的，要對所有金融機構都課以銀行特別捐，這也還算說得過去。但對金融業擬「恢復」5％稅率之營業稅，在已經實施「加值型營業稅」的台灣，既不符加值型營業稅本質，也苛待金融業。財政部與金管會實宜改弦易轍，以直接課徵金融業特別捐的方式充裕國庫；只是，既然收了特別捐，將來處理問題金融機構的財源，也責無旁貸地落在國庫（全體納稅人）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