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3-03 12:57:10 聯合報 記者王惠琳╱專題報導
8年，韓良露的新書，就像懸在馬兒眼前的紅蘿蔔，驅策台灣各大出版社的老闆們，8年來頻頻三顧茅廬，韓良露卻始終覺得自己還沒準備好。別人是10年磨一劍，她卻磨出了18把劍，今年一口氣端出兩本新作《台北回味》與《文化小露台》。
《台北回味》是讀者熟悉的美食作家韓良露，她寫兒時的圓環露店甜食、國小操場上山東老漢賣的饅頭、用破銅爛鐵換來的麥芽糖。韓良露寫外省父親與台灣阿嬤的飲食壁壘分明，寫她在波麗路西餐廳與母親最後一次吃飯的遺憾與傷痛。
忍10年出書 「回味」記憶的涼菜
《台北回味》早在2004年就拿下台北文學獎，明明打鐵趁熱，剛得獎的新書最搶手，韓良露卻硬是「忍」了10年，她形容這本書就像是「記憶的涼菜」，「我剛寫完時，覺得寫了一本不錯的書，但廚房裡的熱氣還在，有些菜要等火候散去，咀嚼起來更有滋味。我不後悔，畢竟當時寫的時候，有些是當時的事情，現在回頭看，比10年前更有感情。」
《文化小露台》是一般讀者不熟悉的韓良露。房屋稅、洪仲丘事件、宗教、崑曲、政治無所不談。許多人不知道，過去十多年間，韓良露經常受邀撰寫評論稿，導演蔡明亮指定她寫影評、林懷民請她寫舞評、詩人楊澤請她寫詩評。無所不評的背後，是韓良露積累了長達50年的生活經驗。《文化小露台》一語雙關，代表了韓良露內心所想坦露的另一部分，向讀者展現她什麼都愛想的那一面。
「我的評論稿寫得好，是因為打通了人生任督二脈。我不是書房作家，有的作者文筆很好，但是生活經驗太少，文字很好思想普通，我的思想是獨創的。」韓良露寫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山口夢，是第一次有人從安倍的故鄉切入觀點，多數去山口縣的觀光客，也不會有人對安倍有興趣，偏偏韓良露就能把兩者連接在一起。
「要到一個年齡，你才會累積這些知識，還要很有感情才寫得出來。」第一次造訪山口縣，韓良露只有27歲，到了50歲，她已累積十多年對日本的了解。當她與先生朱全斌一起到松本旅遊，兩個人看到街上的古水井，先生眼裡只有水井，韓良露卻看見一座城市經歷七百多年後，仍能保存古水井，後人仍與祖先一樣汲水度日。「松本產的酒好，水井就是它背後的神主牌，象徵松本的好水質，我看到水井的感動遠勝於看見晴空塔。」
韓良露興趣廣泛，或許也跟她多變的人生際遇有關。她回頭看自己的人生，冥冥中似乎有股力量，讓她每過7、8年就經歷變數。24歲前，韓良露除了是個早慧的作家，也是在父母庇蔭下，無憂無慮四處闖蕩的憤青。她形容自己個性是「唐吉軻德與哈姆雷特」綜合體，總是拚盡全力一段時間，陷入哈姆雷特自我質疑的思索期。
「非典型知識分子」 不愛上學愛拍片
《文化小露台》裡韓良露寫到高中求學時的瘋狂行徑，曠課太多讓操行只剩30分，第一名獎學金因此被取消，甚至只為了想離家，毅然轉學到台南。韓良露的父母對她十分寬容，但韓良露轉學到台南女中一星期，又開始逃學，等到學校查問，她索性瞞著家裡辦休學。等到父母終於發現，要領她回家，韓良露還上演一場深夜大逃亡的戲碼。
韓良露自認是「非典型知識分子」，不愛上學，但16歲就開始寫現代詩、拍紀錄片、獨力辦了100多場影展，讓韓良露18歲便結識蔣勳等一票台北藝文人士。「我有個小本子，裡面記了可說是當時台北五百羅漢的連絡方式，包括建築、音樂、舞蹈、電影圈的人。」她還幫黨外競選、為黨外雜誌寫文章，一路順遂到了台視拍紀錄片，沒想到卻惹出大麻煩。
韓良露拍了兩個題目：「喪家之犬」、「喪家之人」。比九把刀的「十二夜」更早關注流浪狗，拍下1982年流浪狗被鐵鉤吊起、3天就被安樂死的過程。播出之後台視卻被罰款5萬元，原因是播出殘忍畫面。第2次韓良露拍攝遊民收容所，同事都說不可能讓她拍，韓良露卻憑著初生之犢不知天高地厚的勇氣，帶著攝影師直接敲門，「騙」收容所所長社會局已經答應拍攝。
「我們看到一個小孩，一問才知道，這8歲的小孩，是在收容所出生，從沒有離開過收容所，沒有上學也沒有戶籍，這是多麼大的事。等到我們拍完回台視，電話就來了，幾乎鬧翻天，但大家看到我們拍的東西，都嚇呆了，播出後還接到官方抗議。」
破產背債 碰巧逼出金鐘劇本
人生轉折在24歲那年發生，在那之前，她銀行裡沒帳戶，因為家裡的小金庫永遠有錢。但父母破產負債、房子被查封，讓她從天堂跌落地獄。「我爸媽搬到郊區，房子還是妹妹良憶跟老師的媽媽租的。我看到房子牆邊都是壁癌，我哭了，當時覺得完了。」
韓良露一肩扛起債務，她想，既不能到舞廳賺錢，拍紀錄片也賺不多，怎麼賺錢？「劇本一集有3萬，我想寫劇本有什麼難的，坐下來花了3天，寫出第1個劇本『外遇』，節目部經理說劇本像電影不像電視，乾脆拍來報名金鐘獎，果真入圍了。」韓良露寫了4年劇本，上百本劇本讓她手指至今仍有厚繭，她慶幸當時自己年輕的「剛剛好」，「34歲我沒辦法寫，14歲我寫不出來，當時我可以兩天寫3萬字。」
寫劇本讓韓良露月入20萬，但仍是左手賺錢，右手還錢，書櫃上的文學類書籍，全都換成了房地產、股票書，靠著操作房地產，韓良露讓父母住進新家，還送弟弟出國念書。「我必須感謝那個時代，我是時代中的受益者，可是每個時代都應該要跟隨不同時代的價值觀改變，所以我寫房屋稅，我是贊成房屋稅增加。」
第一桶金 環遊世界賺到人生
度過7年還債與電視製作生活，韓良露並不快樂，「我以前是寫詩、拍紀錄片的，寫劇本對我來說就像跳脫衣舞。但朋友安慰我，我跳的脫衣舞跟別人不同，我才想開了。」她自認是電視豐收期的幸運者，開製作公司第一年就得金鐘獎，之後年年拿獎，賺錢祕訣就是從不投資買攝影器材。但當她賺到人生第一桶金，韓良露沒有選擇變成大富，她解散公司，與先生朱全斌到英國、法國、舊金山環遊世界。
「我把第一桶金變成我人生的聚寶盆，而不是事業的一桶金，事業的第一桶金可能賠光，也可能永遠在事業裡頭拿不回來，那是自由嗎？這桶金讓我可以做比較自由的事情。」韓良露對24歲的人生意外充滿感激，讓她學會獨立與一身武功，報答父母的恩情。環遊世界時期，韓良露沒有發表過一篇文章，「那是吸收的階段，我被之前寫劇本掏空了。」
1998年韓良露猶豫了很久決定返台，「我在倫敦學了很多本領，但我到底會做什麼事情？我在巴黎、倫敦過得很好，我可以過西方生活，可是如果我的興趣是文化，即使會講英文，我在海外會是個永遠的文化流亡者。」寫作是韓良露生命的初心與最原始的夢，回台7年間，她一口氣出了17本書。
落地生根 樂當台北地下宣傳
2005年韓良露開始了南村落，「我在海外多年，對台北有一種再生緣，喚起少年第二春的感覺，我開始大量閱讀關於台北的書。」南村落上千本關於台灣、台北的書籍，儼然是個小型書庫。「人們常問南村落是什麼？我說這是台北城南，一個韓良露落地生根的地方，是這輩子我真正覺得可以落地生根了。」
「我想回到24歲之前童年的我，跟著父母在大稻埕、艋舺遊玩，我想了解台灣、台北身世的來龍去脈。」韓良露校長兼撞鐘，南村落印的台北簡介手冊，她無論去哪都隨身攜帶，四處送人。「朱全斌笑我，這些不過就是文宣，妳別把這些當自己的書逢人就送。」韓良露更「雞婆」親自為旅客帶路，戴著小蜜蜂麥克風走了數百條馬路。
2013年，是南村落收割的一年，拿到PATA國際旅遊雜誌金獎，韓良露獲得台北文化獎。愈來愈多單位參與台北行腳、辦活動，讓韓良露覺得階段性任務達成，「南村落所做的事情不再給我那麼多快樂，繼續做下去就變成例行公事。《文化小露台》是我的未來，寫作會是我未來人生的修練。」
「知識一直是保持我生命核心的平衡，我需要去想事情，這一生太多事情都是靠不同階段的想、想、想，想清楚就豁然開朗。」對於身邊發生的事情，韓良露家事國事天下事都要想，「思想上還世界每個人的公道」是支撐她寫作數千萬字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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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作家、美食家韓良露因罹患子宮癌，3日清晨5時在榮總病逝，享年6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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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6月04日 04:10
年輕時看文化，五光十色、目眩神搖，如今來到五六之間，才知文化初心乃真善美，文化的追求與實踐，商業、政治或可推一把力，但終究只是手段而非目標更非精神原旨。
二○○六年的夏天，我住進台北城南一間有著小露台的公寓，開始過起自己戲稱「南村小日子」的生活。當時我所不能預料的是，我的生活再度進入逢七有變的的階段。我在住家的緊鄰，看到屋主正要出租的一樓，在起初並不確實知道將要做些什麼時，「南村落」成立了。後來有人問起南村落的命名，原來只是我在台北城南有文化村子感覺的地方找到了落地生根之處。
忙裡偷閒大日子
只是沒想到，原來悠閒的小日子過成了只能忙裡偷閒的大日子。七年下來，辦了七屆春天潤餅文化節、六屆台北文化護照、三年北區國際光點計畫，再加上古蹟日、原民文化遊、北投百年公園紀念等等，七年近千場的文化活動。在二○一三年底，又到了該當七七有變之際，我決定暫時結束階段性任務。此時，我回頭整理二○○五至今近九年來未曾再出版過的新舊書的堆積文稿，其間有不少出版社好友及讀者也再三詢問，只能說魚與熊掌難以兼得吧！南村落例行工作太多，實在無法顧及出書事宜。
好在雖不曾出書，但九年來我仍是個勤奮的寫作者，除了固定的《聯合報》名人堂、《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三少四壯」等固定專欄外，我還寫了不少我暱稱為「小露台式」的文章。為什麼稱之為小露台？表面上是因為我喜歡在自家的露台上呆呆坐著，每當夫婿全斌問我在做什麼時，我都說在想世界的事情，想自己看過的書、報紙、電視，想生活中遇到的人事物，想每天的工作和社會上發生的種種現象。只有藉著想或思索，我才能找到心靈的平靜。
回首九年來時路
從寫作上來說，也可以打同樣的比方。過去九年間，我在工作及寫作的主屋裡，雖然做了不少自以為任重道遠的推廣飲食文化與城市文化的事，但在思想及創作的自由上，我仍需要有愛寫什麼就寫什麼，完全不必在乎自己的專業是什麼，只要是我真的關心也非想不可的事，我都以像在小露台上想世界的事情般，寫下關於世界的種種，於是就有了這本文化內容十分多元，姑且稱之為《文化小露台》的書了。
如今，回首前塵，我也想談談自己看自己是什麼樣的寫作者。在寫作之路上，我亦是歷經人生計畫比不上變化，變化比不上造化的考驗。少年十六的我開始發表現代詩，之後在黨外雜誌如《八十年代》等寫影評，又在《美洲中國時報》與《婦女新知》寫女性主義評論，同時期又參與台灣新電影的工作，拍抗議主題的紀錄片。在二十三、四歲之際，照今天的說法我已經算是少年小有成的文青兼憤青了。這樣的我，也許接著就是走入社運或是學院更上層樓了吧！
廿四歲家庭變故
誰知道二十四歲那年家庭發生經濟變故，從小生在堪稱小富家庭的我，面臨父母破產束手無策之際，也不知哪裡生出來的決心和能量，一肩扛下家庭重任。從沒寫過電視劇本的我，無師自通三天就寫好了第一個電視單元劇本《外遇》（還入圍了電視金鐘獎），之後陸續寫了上百個電視劇本，也把拍電影的經驗轉換成製作電視劇，接著又把拍紀錄片、關心社會議題的憤青傾向轉換成製作新聞節目的能力（如「今夜」還獲得最佳新聞節目），在七年之間，從小不曾擁有銀行戶頭的我（因為父母就是伸手就有的金庫啊！），竟然還清了父母的債務，還為父母及自己買了房子。
一九九一年，當電視台提出綜藝節目的新邀約，媒體大亨提出購併我們的製作公司籌設有線電視台之時，少時女文青、女憤青的我卻覺得因父母而生變的人生轉化之路已階段性任務完成，我選擇了再度自由，而且比青年的我更自由，我已不必依靠父母之蔭，帶著自己累積的資產，三十一歲的我和夫婿環遊世界一年，之後又在倫敦、舊金山、巴黎求學兼居遊地過了六年。在這七年間，從寫過幾百萬字電視劇本出售的我，變成只寫日記的人，其餘的時間都用來生活、烹飪、閱讀、學習、觀察與旅行世界。
四十不惑那一年
該當四十不惑那一年我卻充滿了困惑地渡過、擁有外國居留身分的我，雖然在生活上可以不隔但在文化上有隔的我，覺得文化人移民就如同心靈的流亡者，於是在一九九八年底父母相繼生病需要動手術時回到了台北，也決定在一九九九年千禧年前正式從英倫搬家回台。
接下來的七年，我一方面照顧父母、妹妹，一方面婉拒各方媒體、公司的邀約，靜靜地在書房中寫下了十七本和占星學、旅行文化、飲食文化相關的書。
終於二○○六年，造化又把我帶回了和社會互動的階段。青年的我雖不得已卻異常幸運地擁有過媒體平台的豐收時期，但當時的我雖身在媒體觀察社會，卻無暇也無心真正參與社會，這也是許多媒體工作者的共通問題──永遠在隔岸觀火，而不能親入火場，之後的七年離開台灣的我僻靜於海外，返台後七年依然沉澱於書房中，如今我彷彿回到少年、青年期，樂於、勇於與社會互動。年少的我曾經在大一那年夏天獨自辦過一百多部藝術電影的放映（在那個沒有各種國際電影節、電影圖書館、光點戲院等等的電影沙漠時期），也曾熱心地幫當時還不分藍綠的黨外雜誌寫稿與助選，還參加了各種當年還在啟蒙期的婦女權、動物權的爭取等等，所有種種的青春火焰再度燃起，讓再過幾年就要知天命的我，提前實踐天命。
寫作是人生修煉
南村落七年，我大量地參與了各類社會活動，從草根到廟堂，和民眾一起出入街頭、古蹟、講堂等等，直接了解基層民眾的文化感受，也和各種民間組織、基金會合作推動各項公益文化事務，更不免要和官方合力打造文化資源平台。在這些過程中，我看到了民間的渴望，也看到了官方受限於政治、經濟、體制的無力，在熱心致力於公益文化平台事務的同時，我也三番兩次拒絕了重要的文化官位，只是相信在民間努力文化事務，雖然比在官場缺少公共資源，但一定比較不容易力不從心。有人說權力是男人的春藥，然而自古以來，權力一直是文化的毒藥。
年輕時看文化，五光十色、目眩神搖，如今來到五六之間，才知文化初心乃真善美，文明教化亦教導人類習得真善美之價值而已，只是世間諸般法，文化的追求與實踐，商業、政治或可推一把力，但終究只是手段而非目標更非精神原旨。七年的社會參與，讓我更看清楚了商業與政治的本質可盛之亦可覆之，台灣是我等安身立命之處，有美好的文化底蘊與風景；台灣不缺文化的熱鬧，卻缺乏文化的深思；台灣需要深沉結構的體制改革，我等眾生亦需深刻思想的生命轉化。從《文化小露台》起，我將回返我的文化初心，在往後的日子深耕文化的心田，追求人生與社會的真善美。而寫作將是我往後人生的修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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