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債頻傳 中國民間借貸恐崩盤

〔編譯楊芙宜/綜合報導〕中國頻傳老闆欠債跑路,江蘇常熟「第一美女老闆」顧春芳傳欠鉅款後失蹤,所涉金額超過十億人民幣(約四十七.五億台幣);四星級飯店老闆周思揚也傳欠債八億人民幣後失蹤。兩案涉款高於非法集資遭判死刑的吳英,凸顯中國民間借貸市場已瀕臨崩盤邊緣。

常熟是江蘇南部最發達城市,民營經濟排名第一,訪客印象是名車多、老闆多。去年下半年起,當地就有不少老闆因資金鏈斷裂陸續「失蹤」。

二月底至三月初,常熟市警方連續接獲民眾反映,常熟鯉魚門酒店董事長周思揚、蘇州凱維隆貿易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顧春芳欠下鉅額債務,卻相繼不知去向。

常熟坊間素有「第一美女老闆」之稱的顧春芳,四十餘歲,十幾年前曾參與拍攝城市形象宣傳片,扮演彈古箏的古裝美女,經營煤炭生意。負債失蹤後,當地許多老闆受波及。

常熟一些論壇指出,顧以三十至四十%年息,四處借款,對象包括大企業老闆、當地銀行等,常熟某地產大老闆一人就借給她一.八億人民幣。

顧春芳所涉資金多屬民間借貸,常熟市政府雖已展開調查,尚無法確定欠款總額,坊間估計恐超過十億人民幣。官方初步調查,涉及個人借款近五億人民幣,當地各銀行、小貸公司抵押貸款一億多人民幣。

網友人肉搜索與爆料,顧春芳國中沒畢業,以美貌在商界官場左右逢源,當過著名服裝企業模特兒,也是當地服飾店「世界名品店」與高檔美甲店「芳集」的幕後老闆,但兩店目前皆已關門,人去樓空。

另一位跑路老闆周思揚,也因背負鉅額民間借貸與銀行貸款後,二月開始不見去向。債權人估計,周思揚欠債金額高達八億人民幣;官方稱,他向銀行貸款二.三億人民幣,個人借款情況仍在調查。

周思揚頭銜眾多,如鯉魚門大酒樓老闆、新亞湯臣法人代表、常熟來雅咖啡負責人等。近幾年,他以旗下多家公司吸收民間資本、互保方式申請貸款,並對外投資。

常熟兩案並非特例,去年下半年以來,中國各地發生多起民間借貸崩盤事件,浙江溫州老闆集體跑路、河南安陽被倒債民眾新年上街抗議,都是冰山一角,從江蘇、內蒙古、陝西、湖南、福建等地都傳出民間高利貸案件。

轟動一時的「億萬富姐」吳英案,因集資詐欺涉案金額高達七.七億人民幣,一、二審都被處以死刑,目前仍在上訴中。

 

吳英案二審維持死刑引發公眾爭議

更新時間 2012年1月19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3:20
浙江法院對吳英二審維持死刑判決

浙江法院對吳英二審維持死刑判決

中國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1月18日下午對吳英集資詐騙一案進行二審宣判,裁定維持一審的死刑判決。

這一案件引發公眾和媒體尤其是網民的激烈辯論,一些人認為吳英罪不至死,另有一些人認為如此重判的背後有黑幕。

吳英的辯護律師張雁峰在接受BBC中文網記者的電話採訪時表示,這是一個對控罪有很大爭議的案件,所以不應該維持一審的死刑宣判。

張雁峰對BBC中文網說,辯護方認為吳英的行為不構成犯罪,即使認定她犯罪,也罪不當死。

張雁峰說,儘管中國已經取消了很多經濟犯罪的死刑,但由於當時對取消集資詐騙罪存在爭議,所以保留了對此罪的死刑。

「不構成犯罪行為」

張雁峰認為,吳英只是民間借貸,沒有與構成集資詐騙犯罪的3大主要認定條件相符的行為。

首先,吳英沒有採用詐騙的手段集資,而是借錢做生意;其次,她沒有非法佔有集資款的目的,沒有轉移、隱匿、銷毀賬簿或逃跑的行為;此外,她也沒有向社會公眾非法集資,集資對象只有特定的十多人。

但是檢控方認為,吳英在集資借錢時給了極高的利息,這說明她當初就不想還錢。雖然她只向十多個人借錢,但這些人是向老百姓集的資,所以等於吳英向公眾集資。

如此相對立的觀點,使吳英集資詐騙案引起很大爭議。網上甚至有人說,如此重判吳英,是因為她在押期間檢舉了一些地方高官,有人怕被揭出,所以希望她永遠沉默。

「80後東陽富姐」

1981年出生在浙江東陽一個農民家庭的吳英不到20歲就投身商界。從服務業、商貿業做到房地產和期貨,曾被稱為「80後東陽富姐」。

她在2006年4月成立本色集團公司,東陽有一條「本色」街,整條街都是她的資產,但本色公司卻在不到兩年時間於2007年2月解體。

吳英向十多人集資了7.7億人民幣,因包括期貨在內的生意虧損,到2007年被拘留時,有3.8億元債款無法償還。

中國媒體報道,2010年7月和2011年8月,為爭取寬大處理,吳英在看守所內相繼檢舉了17名地方官員和銀行負責人。

「這個罪至死嗎?」

中國網上對吳英被二審裁定維持死刑紛紛表示出乎意料,認為吳英所在的浙江是民間借貸最盛行的地方,她的行為也許非法,但絕不至於犯死罪。

著名學者郎鹹平教授上個月對吳英一案發表評論說:「這個判決當時就引起了公眾的疑問:借錢來發展公司,擴大自己的規模,後來因為資金鏈斷裂,還不起錢了,這個罪至死嗎?」

朗鹹平教授說,要探討這個問題,就要回到中國的金融體系,到底它是一個什麼樣的定位?中國銀行根本不可能給高風險的中小型企業放貸,像吳英這類人原本是不被銀行關照的,所以他們怎麼辦?

有網民質疑,在一個具有爭議的案子裏,不能以生命的代價來為制度性的金融弊病埋單。吳英案相比近年來查處的貪官動輒貪污數十億元卻少有判死刑,官與民的違法成本為何如此懸殊?

 

吳英案的啟示:給民間金融一縷陽光

鉅亨網新聞中心 (來源:財匯資訊,摘自:中國經濟網)

3月6日,吳英的父親吳永正又到北京來了。這次是為會見吳英的事情奔波。

他已經兩個多月沒有見到吳英了。在維持死刑的終審判決作出后,雖經多方努力,仍一直未允許會見。吳永正很著急,已經坐不住了。案件已經進入了死刑復核階段,吳英的辯護律師張雁峰等曾經跟最高人民法院溝通過會見的事。“最高院說,拿著律師證、介紹信、委托書就應當允許會見,不讓會見沒有法律依據。若讓最高院出一個允許會見的通知也沒有法律依據,看守所不歸法院管。”張雁峰說。

“看守所說,浙江省政法委有指示,會見吳英必須要有辦案機關批準。”張雁峰問,別的死刑犯都這樣嗎?“看守所說,別的不這樣,就吳英特殊,所以省里有通知。”

張雁峰於是向浙江省政法委求證,“浙江省政法委說,他們沒有下過這樣的通知,會見這個事情不歸他們管,應該歸辦案單位管。”

這就像是一個死循環,按這個循環走下去,吳永正及張雁峰他們始終無法見到吳英。

“我們還會繼續想辦法。”張雁峰說,不排除起訴金華市看守所,關心吳英命運的很多專家這樣向他們建議。

“開前門,堵后門,殺邪門”

整個社會都在關心吳英案。在3月15日的中外記者見面會上,溫家寶總理說,他也注意到這個問題了。

恰巧也在3月6日,十一屆全國人大浙江代表團在人民大會堂向媒體開放。媒體的焦點始終指向吳英案。人大代表們被追問的問題不外乎:吳英不判死刑判死緩,不可以嗎?吳英案帶來哪些啟示?民間金融會改革嗎?

在會后的記者會上,浙江省副省長毛光烈數次被問到這個問題,幾乎避無可避。他作出了簡單的回應:“對於吳英案問題,浙江省高院已經作了判決,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我相信,我們的法院,一定會按照有關法律和相關事實作出合理的判決。”

“關於吳英的問題,你們關心,我們也確實很關心。”全國人大代表、富潤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趙林中坦言,從感性上,(判死刑)不忍心,判死緩是不是也可以?“浙江的法院已經這樣判決,希望最高人民法院在復核的時候更加慎重、認真。”

全國人大代表、新光集團董事長周曉光也贊同這樣的看法,“從法律的角度,我相信我們的公檢法機關;從情理的角度,我覺得死緩也是可以的。”

全國人大代表、納愛斯集團總裁莊啟傳私下與來自法院系統的代表討論過吳英案。“有交鋒。”莊啟傳坦言,“根據現行法律這個判決也沒錯,但從推動整個經濟發展、推動制度建設所起的作用來看,這樣判是否有利?這值得思考。”

全國人大代表、南方水泥有限公司的執行董事張劍星充分肯定了民間金融作為體制外金融的補充功能。“沒有它,那些貸不到款的中小企業,不可能得到發展,尤其是在發展之初尚未被認可的時候。我們要把它利用好,應該用疏而非堵的方式,但長期以來,我們更多地采用堵和打壓的方式,沒有一個泄洪的口,它會到處亂沖直撞,無序的管理,甚至會導致災害,即地下高利貸。”

“根本的問題還是在體制,中國的金融行業如果能放開來,讓民營資本也能進入,民營企業家也能開銀行,中國就不會存在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也不會再有像吳英那種事情發生。”莊啟傳認為,不管吳英怎么判,都能讓大家看到體制上的問題,通過吳英的問題能夠使中國的金融體制改革有所觸動。這對中國經濟的轉型發展是有利的。

溫家寶對吳英案作出了這樣的總結:第一,對於民間借貸的法律關係和處置原則應該做深入的研究,使民間借貸有明確的法律保障。第二,對於案件的處理,一定要堅持實事求是。“我們應該引導、允許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使其規範化、公開化,既鼓勵發展,又加強監管。”

這是吳英案啟示的共識,也只有這樣才能杜絕吳英案的發生。

毛光烈說:要開前門,堵后門,殺邪門。

他所指的“開前門”即規範發展小型金融機構。中國的金融體系相對不完善,國外小型金融機構的總量占所有銀行總數的80%左右,但中國的情況是,大銀行多,小銀行少,特別是為小企業服務的社區銀行、村鎮銀行太少,顯得發育不足。2月1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支持小型和微型企業政策措施時提到,符合條件的小額貸款公司可改制為村鎮銀行。

“這樣就把前門打開了,而且還可以引導我們所有的民間借貸從地下走上來,先辦貸款公司,然后再向社區銀行和村鎮銀行去發展。”

同時,要把非法集資的后門堵住,堅決打擊高利貸甚至是洗錢、武力逼債的邪門。

“只有這樣,我們的地方金融改革才能夠逐步走上一條健康發展的道路。中央已經很重視這些問題。”毛光烈說。

記者見面會上,溫家寶表示,人民銀行和銀監會正在積極考慮將溫州的民間金融作為綜合改革的試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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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準銀行家們的夢想

浙江的民間資本通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已經積累到相當程度,民間的資金積累也到了歷史上最高的水平。許多民營企業家包括莊啟傳,都懷揣著銀行家的夢想。

另一方面,在浙江,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資金緊缺的局面普遍存在。

以溫州為例,在溫州的50個鎮都有這樣資金緊缺的小企業。去年6月,溫州金融辦主任張震宇曾通過《中國經濟周刊》呼吁,在銀行服務不到的地方,能不能把民間資本都籌集起來辦村鎮銀行?國家能不能在村鎮銀行方面辦得快一點,政策支持的力度再大一點?如果步伐再大一點,在溫州能不能辦一家民營銀行?

“稍微有剩余資本的人都想進去分一杯羹。因為銀行的錢好賺,做實體太辛苦了。現在投資的渠道又很狹窄,多余的錢都沒地方投,這個閘門一開,資金馬上會蜂擁而進。”

莊啟傳其實也進入了金融領域。“小小地進入了一下,參股了一個小村鎮銀行。”

但根據現有的政策規定:村鎮銀行的發起人主體必須是商業銀行,并且是銀行占主要股份。

“還是銀行在控股,因為政府擔心萬一民營企業資本金發生問題會導致社會的不穩定。”但莊啟傳認為這是多慮了,“當年我們要加入WTO的時候就擔心中國的產業會受到很大的打擊,但事實證明我們成為了最大的受益者。”莊啟傳說。

“如果能再放開,讓我們自己控股,那就是大幫助了。放得越大,對民營企業幫助就越大。”莊啟傳說,讓這些人合法地投資到這個領域,合法地增加新的投資收益,肯定會拉動內需,有利經濟的發展。

“納入正當的融資渠道里進行管理,該交稅就交稅,該嚴格風險就嚴格風險。”已經看到了政策的曙光,但張劍星他們還是希望可操作性的政策細則可以盡快出臺。

浙江的企業家們迫切地希望中央民間金融改革的步伐可以再快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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