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櫃公司大股東利用信託形式避稅之路行不通了。創見資訊總經理束崇政以股利贈與子女逾2千萬元，遭補贈與稅542萬元，被最高行政法院裁定敗訴確定；他又將家族事業政全科技保留盈餘，以同樣手法，贈給3名子女，被補9,340萬元稅款，亦被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敗。

　最高行政法院日前裁定，駁回束崇政的上訴，該裁定書指出，民國93年3月間，束崇政與銀行簽訂2年6個月期本金自益、孳息他益信託契約，將其所持有創見股票1,000張作為信託的原始財產，約定以其3名子女為信託孳息受益人，並於93年4月間依信託贈與關係，向台北國稅局申報贈與稅，經國稅局依申報數核定贈與總額為206萬元及應納稅額為5萬1,827元。

　隨後被國稅局查得，該契約係於創見董事會決議通過股利分配日（93年3月17日）之前1日簽訂，束崇政將訂約時可得確定盈餘，藉信託形式贈與其子女，依實質課稅原則，就96年度受益人實際取得股利，認屬束崇政對子女的贈與，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核定96年度贈與總額2,349萬元、贈與淨額2,238萬元及應納稅額542萬元。

　從最高行政法院的裁定內容可以發現，束某以信託形式所獲課徵的贈與稅，只要繳5萬多元；但如按正常的贈與稅率來算，要繳到542萬元，相差達百倍之多，難怪大股東趨之若騖。

　束某另在家族企業政全科技擔任監察人，政全在94年到96年間有距額保留盈餘，束某事先知道要分配股利，因此也藉信託形式，將分配的股利贈與給3名子女。

　喬山公司羅姓董事長的配偶何姓婦人，以「本金自益、孳息他益」的信託契約，將6,650張喬山股票交付信託，並將信託孳息贈予孫子。但中區國稅局認定此一信託契約，不符合「信託利益視為贈與」的規定，向何婦追繳等值約2億元的股票贈與稅額9,235萬元。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何婦敗訴的主因在於，認定何婦的信託契約，與信託法與遺贈稅法有關「信託利益視為贈與」的規定不同，因為她事先業已先知悉喬山所要發放股票股利與現金股利，中區國稅局因此按實質課稅原則，依民國98年修法前的舊遺贈稅法及其稅率，追徵何婦贈與稅並無違法之處。

　法院判決指出，何婦在95年7月及96年7月間，與日盛銀行簽訂本金自益、孳息他益的信託契約，約定的期間皆為3個月，都以其孫為信託孳息受益人，分別將持有的喬山股票2,650張與4,000張交付信託，隨即依信託關係申報贈與稅，共約611萬元。

　不過，中區國稅局隨後發現何婦的作法，並非真正的「信託契約關係」所運用及管理信託財產所生利益與孳息，所得享受「視為贈與」的優惠方式。因此就何婦的孫子實際取得股利價值，重核何婦贈與稅額兩年度贈與總額為2億1,637萬元，應納稅額共為9,235萬元。

　何月欣的配偶為喬山公司董事長羅崑泉，長子羅光廷為總經理，該公司於95年6月27日及96年6月22日召開股東常會決議通過分派各該年度股利。

　何婦隨即在95年7月10日及96年7月20日簽訂信託契約，受託人分別於95年9月11、20日及96年9月11日、21日交付信託孳息（現金股利及股票股利）予受益人即何婦之孫。

　何婦隨後在95年10月9日及96年10月19日終止各該信託契約，日盛銀行在信託期間，除完成將獲配自喬山股利交付予受益人外，並無從事其他管理運用信託財產的活動。

葉婦贈股給女1,286萬 判補稅206萬

判決指出，台北國稅局認為葉婦在崇越公司96年4月2日董事會決議，通過95年度盈餘分派擬分配股利提案，並公告於股市觀測站後，就在同年月17日以「本金自益、孳息他益」方式將她名下所持祟越股票信託給她的配偶翁俊明，並以她3名女兒為受益人。

國稅局認為，翁家3名在96年8月27日及同年9月17日，所獲配崇越公司的股利，實質上是在信託契約成立時，就已附隨於自益信託財產，也就是葉婦所持股票上的利益，本來就屬於葉婦所有的股利。

國稅局因而認定，葉婦假藉由「信託契約之外形」，將祟越的股利轉入3名女兒名下，符合遺產及贈與稅法的贈與要件，於是重新核定葉婦在96年度贈與3名女兒的贈與總額為1,286萬元，減除葉婦原依孳息他益信託行為申報的贈與額141萬後，核定葉女96年度贈與額1,145萬元，追補應納稅額206萬元。

葉婦另在97年間，將所持崇越股票405張為信託標的，以同一方式將股票信託孳息給3名女兒，並依信託關係申報贈與稅；國稅局核定97年度贈與總額146萬元，應納稅額1萬4,331元。

但國稅局隨後也以葉婦藉信託形式贈與信託孳息給3名子女，不符合以「信託關係申報贈與稅」的情況，乃就翁家3名女兒實際取得股利價值，重行核定97年度贈與總額631萬元，應納稅額改為48萬1,649元。

葉婦雖不服稅官的認定，但循序打起行政官司，兩年度都被法院判敗。如何才能真正符合以「信託關係申報贈與稅」，葉婦需要重新瞭解，方不致重蹈覆轍，而無法達到節稅目的。

贈與稅官司 宣明智 敗訴確定

聯電榮譽副董事長宣明智。圖／本報資料照片

 

聯電榮譽副董事長宣明智在民國97年，以信託契約方式將股票股利給予子女，遭稅官追補贈與稅款1,953萬元的爭訟事件，最高行政法院昨（4）日宣判，宣明智敗訴確定。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審判長藍獻林等5位法官，將宣明智此件爭訟判決，上訴駁回，其主要理由是基于「實質課稅原則」，認定宣明智對子女有贈與行為，依法應追徵贈與稅。

但是，合議庭並不支持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原判決所說，宣明智有「迂迴規避」稅負的說法。

第三庭此一認定，等於是還了宣明智一個「清白與公道」，認為並沒有原判決所說「為規避稅負而以信託方式，進行不名譽的避稅。」

近年來，納稅人以信託契約作為贈與，被國稅局認為有「規避稅負」情況，引發的徵納雙方爭訟不斷，最高行政法院因此在5月27日，召開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會中竟有甲乙丙丁等四種意見，顯示見解分歧，但該次會議最後仍作出採納甲說的決議。

這項決議指出：「課稅構成要件事實實現時，課稅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利益歸屬，暨課稅法律的立法目的為依據，始合於稅捐稽徵法所規定實質課稅的公平原則。

納稅人將股票交付信託，簽訂「本金自益、孳息他益」信託契約，其中以信託契約訂立時確定或可得確定的股利（股息、紅利）為他益信託的標的，由受託人於股利發放後交付受益人，因該股利並非受託人本於信託法所規範管理，或處分信託股票的信託本旨而孳生，與遺產及贈與稅法有關「視為贈與」規範的意旨不合。因此，國稅局依遺贈稅法計徵贈與稅，並無不合。」

事實上，最高行政法院第六合議庭審判長林茂權等，6月間即引用該項見解，對鑫田公司代表人傅滌雲，與國稅局間4,532萬元的爭訟作出判決指出，傅某沒有規避稅務問題，國稅局從實質課稅角度認為傅某不符遺贈稅法的優惠規定，自然得以重新計徵贈與稅額並予補稅。

從傅滌雲與宣明智這兩件爭訟的判決結果來看，最高行政法院各庭遵循此項統一見解作為判決的重要依據，已無庸置疑。

97年間，宣明智將聯電股票6,600萬股，以信託方式將全部孳息利益平均給他兩個子女，然後依遺贈稅法信託孳息「視為贈與」方式算出贈與稅904萬元後依法繳納。

但國稅局認為，宣明智不符合「視為贈與」適用較低稅額規定，重核應納稅款後要他補稅1,953萬元。

華擎總座吳載灯 需補稅4,555萬元

華擎科技總經理吳載灯在96年到99年間，連續4年以股票信託方式，給付子女及父親與姻親等10人，贈與總額高達1億4,410萬元，吳總自算贈與稅額僅199萬元，但遭稅官以實質課稅原則，調整稅額並追補應納稅額總共4,555萬元，前後相差22倍，真是差很大呀！

吳總分別於民國96、97、98及99年間，與兆豐銀行訂立1年期本金自益、孳息他益信託契約，將其所有華擎科技股票作為信託財產，以其子女、父親、胞弟及姻親親屬等10人為信託孳息受益人，並依信託關係申報贈與稅總計199萬元。

但稅官隨後查出，吳總是將信託財產的孳息，即股票股利及現金股利藉信託形式贈與給子女等人，於是重新核定吳總4年度的贈與稅，追補應納稅額總共4,555萬元；吳總不服，循序打起行政官司。

吳總誠實納稅，自行申報贈與且已繳清199萬元贈與稅，為何還被稅官補繳贈與稅呢？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審判長劉鑫楨，及受命法官許瑞助等5位法官組成的合議庭指出，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條第2項有關贈與的一般性定義，與同法第5條之1第1項有關「信託利益視為贈與」的規定是不同的。

依「信託利益視為贈與」的贈與稅額，不是按贈與稅率來算稅額，而是按郵局的1年期定儲利率來算稅額，自然是低且輕很多，堪稱是「優惠的信託贈與」方式。

至於，如何才能符合適用按「信託利益視為贈與」的規定？合議庭指出，依信託法規定課徵贈與稅的信託契約，受託人應本於信託本旨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所生的利益，才符合規定。

吳總雖與兆豐銀簽訂「信託契約」，但這份契約中兆豐銀並不具「運用決定權」，而必須聽任吳總的指示，信託契約「孳息他益」部分，雖形式上受託人有管理行為，但該管理行為僅是「代收代轉」信託財產的孳息而已。

也就是，將華擎各該年度信託孳息，撥入受託人成立的信託專戶，受託人即兆豐銀再將該孳息轉支付受益人即吳總子女等10人，並不是兆豐銀本於信託法所規範「管理或處分」信託股票的信託本旨而孳生，自然與遺贈稅法所規定「信託利益視為贈與」規範不合；法院當然無法判決吳總打贏這個官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