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大學前講座教授蔡武雄，遭立委爆料指他主持國科會補助的七項研究計畫，論文多是抄襲；國科會為此向「保證人」大同大學追回研究費，大同打官司向蔡求償，法官審理後，判決蔡武雄須賠償大同大學一千四百八十萬八千多元。

    　原任大同大學講座教授的蔡武雄，九十五年起，連三年接受國科會補助，針對大陸進行七項專題研究，包括國防科技公開性情資蒐集與評估計畫、社會安定重大問題研習與資訊蒐整計畫、政經動態觀測資料庫建置及分析研究等等。

    　國科會核准後，陸續將經費八千多萬元撥給大同大學，轉撥給蔡武雄。不過，計畫進行一年多，立委爆料蔡武雄的論文大多是抄襲，違反學術倫理。

    　國科會和審計部調查後，發現七項專題研究計畫，有的經費支出原始憑證不符規定，有的經費執行欠周全，還有計畫未執行。大同大學被要求繳回已撥補的一千四百多萬元經費後，隨後以連帶保證人身分，打官司向蔡求償。

    　台北地院審理認定蔡須返還研究經費，判他共須賠償一千四百八十萬多元。

    　不過，長居美國的蔡武雄，事發後離台超過半年，在國內的戶籍已被遷出。大同大學能否追回這筆錢，將是另一個問題。

    　彰化地檢署偵辦大學教授、研究員以不實發票浮報、核銷，詐領服務單位公款，從國揚公司的內帳發現所謂的「預放款」，其實就是退佣，這些錢，有人提領現金，多數人則是以購買其他品項，包括微鏡頭與數位相機等琳瑯滿目，國揚與教授上下其手，詐取研究經費。

    　檢方指出，國揚公司旗下有眾多業務員，經常主動與教授、研究員聯絡，了解教授們的需求，提供他們所需儀器設備；這波起訴名單中除了教授、研究員與國揚負責人和內部行政人員之外，最多的就是與教授們共謀的國揚業務員，共有七人。

    　只是國揚賣的東西比較貴，教授們都會殺價，而國揚為了維持獲利，不願降低公開售價，因而與教授們私下商定「實際價格」，交易後，國揚即將售價與實價的價差做為「預放款」，提供給教授們自由支配。

    　教授們與國揚聯手，使得學校當了冤大頭，在檢方這波起訴中所清查出來的資料，以中正大學曾玉村最離譜，他所採購的「眼球軌跡追蹤系統」，實際價格是一五八萬，但向校方報價的估價單卻高達二六○萬，最後以二三三萬成交，校方還沾沾自喜以為撿到便宜，殊不知這兩者有六、七十萬的價差，全成了曾玉村得以自由支配的私房錢。

    　檢方調查，教授們使用預放款的情況不一，少數人提領現金，例如曾玉村，他在檢調搜索辦公室時，就被查到尚有未用罄的十四萬元現金。

    　多數人則是以購買其他品項的儀器設備來抵用，不過也不一定是向國揚購買，例如藥毒所的呂水淵，就使用預放款額度，透過國揚向其他廠商購買顯微鏡頭與數位相機等設備。

    　檢方說，這些用預放款買來的儀器設備，有的是教授個人使用，虎尾科大的蔡仲尼在檢調搜索時，就在住處扣得其以預放款所購得的儀器設備；有的則提供公共使用，而這也是部分教授在偵查時所主張，提供公共使用的部分應無不法。

    　不過檢方認為，教授採購器材，本有一定的法定流程，只要是用不實手法陷學校於錯誤而撥款給廠商，犯行即已遂行，不能倒果為因，主張提供公共使用的就合法。

    　元霖企業的一本內帳，掀起震驚全國台大、師大、政大等三百餘名教授涉嫌詐領研究費案；元霖之所以能「打入」教授群，主要是由業務穿梭北部各大專院校，先靠著向研究助理、系所辦公室推銷文具耗材建立關係，再憑著口耳相傳、一個拉一個，逐漸打進教授圈。

    　調查指出，元霖位於北市和平東路，以「元霖文具辦公室生活用品」為招牌，資本額僅五百萬元、員工僅十人，除販賣文具、碳粉匣等一般耗材，為迎合涉案教授需求，連液晶電視、ＬＶ包也都賣。辦案人員因此戲稱元霖「除了棺材不賣，什麼都賣！」

    　元霖業務人員充分掌握教授懶得核銷國科會經費的心態，向教授表示只要向他們購買文具，不管什麼發票都能搞定，憑著服務眾多教授的經驗，一定可以開出不被國科會刁難退件的發票，雙方一拍即合，學術弊案也因此越滾越大。

    　元霖靠著協助教授收集發票辦理核銷，拉攏教授向元霖添購用品。還提供涉案教授存放研究補助費剩餘款的服務，即俗稱的「預放款」，涉案教授便運用預放款託元霖代購洗衣機、電腦等三Ｃ用品，要求廠商送貨到府，元霖則從中抽取百分之二的佣金。

    　導致教授詐領研究費案遍地開花，是因為檢調前年偵辦前中研院生醫所主任蕭雅文詐領補助費案，搜索涉案的元霖企業，當時查扣該公司一本內部帳冊，琳瑯滿目的銷貨單，記載著授購買名牌包、洗衣機等物品，檢調逐一勾稽出涉案教授數百人，其中以台大教授占最多數，依次是台師大及政大。

    　負責人施揮揚自知理虧且內帳遭扣，相當配合檢調辦案，轉作汙點證人一一指證，並協助檢調逐一解讀內帳，供出學術界長期以假發票報帳的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