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如是一名念研究所時充滿文創理想的年輕人，畢業時在台北找到了一份夢寐以求的文創工作，月薪不算低4萬；她於台北市郊外租了一個小房間，開啟人生青春夢。一張床、一張書桌、房租8千元，上班地點大安區，搭公車加捷運約一小時。她每天7點出門，晚上加班至10點才下班，回到家裡已經夜裡11點。洗把臉，沖個澡，想把白天工作不熟悉的地方翻書查閱一下，厚重眼皮已然垂下來。她的工作是文創，但沒有太多時間寧靜蓄累自己的創意能量。她知道自己正在學習，但也正被掏空。

每個月她省吃儉用，吃、住、交通外，薪水只剩2萬元。她寄了5千元給鄉下的媽媽，剩下2千元買書、偶爾看場電影、或者女孩子給自己添件衣裳……日子如此精打細算，她一個月大概存下台幣1萬元，年利息0.9％。 
每天她在台北大城市走過大樓公寓，對她那仿若一個永遠高不可攀的想望，那些報紙刊登的豪宅價格，完全是海市蜃樓，另一個世界。 

高房價如暴政壓迫

宛如想回家，可是家鄉沒文創工作。她只能選擇當大城市中的小螞蟻，每日辛苦勤勞之餘，偶爾抬頭看看台北樓與樓間有限的窄小天空，「總有熬出頭的一天吧！」她如此激勵告訴自己。
工作3年，宛如決定增加收入，並且多觀察人群，周末到星巴克打工。我在那裡遇見了她，她藏了三周，終於鼓起勇氣拿著我的書《只剩一個角落的繁華》，盼我簽名。指著其中一行文字：「只要真誠地專注於一些有價值有意義的人與事，那怕一無所有，世界不會在我們的眼前倒塌」然後說：「我相信妳，文茜姊……我會專注努力下去。」
走出咖啡店，我手上那一杯咖啡是鹹的，因為裡頭滴落了淚水。我們是一群作者，成長於台灣起飛的年代，我的工作是鼓勵現下挫折的人們；但現實體制的不公、失靈的世界對年輕人的壓迫，我無能為力。剎那間，我覺得自己多麼空洞，多麼虛偽。
我們坐視台北的房價高漲已到「暴政」的地步，可是發出怒吼的人少之又少。如今在台北擁有一間像樣的房子，已經成為台灣整個社會階級的象徵。年輕一代渴望工作或者有前途的機會，均聚集於台北。在台北沒有一棟房子，代表你的孩子皆是「宛如們」；他們的青春不是拿來做夢的，而是拮据疲困的。由於房租、外食……打從青春時期，他們的生命即銬上了枷鎖，沉重無比。父母是否擁有一棟台北的房子，對年輕人好似印度的「種姓世襲制度」，擁有者青春是彩色的，非擁有者只能蝸居某個角落；她的青春注定是黑白的。 

空喊社會正義住宅

自從經濟大崩壞之後，全球皆實施接近零利率政策……隨之而來的便是資金不流入生產，反而流入大都會房地產。房價攀升，在瑞士、德國、香港、東京、倫敦、吉隆坡……唯一有效控制的是新加坡。但這些所謂房價飆漲的國家，柏林只漲10％，瑞士9％，香港約35％……而台北有的甚至高達200％。
一位想競選台北市長的候選人告訴我，台北的高房價在國際市場上簡直毫無道理，他很想問中央政府在做什麼？因為地方政府毫無權限！我告訴他香港近日政府釋出大量土地，準備蓋公租屋打房；德國準備課房價暴利稅高達40％，若炒房利益超過25％，問責刑事罪「坐牢」。這些國家皆明白一件事，房屋並非僅是經濟產物，它同時是基本人權，任由房價高漲的政府，是殘害基本人權的政府；其意涵不下於迫害「言論自由」和「人身自由」。
台北房價「大躍進」的真相是全球經濟大崩壞後，政府無能且失靈的產物。1％有錢人資金囂張肆虐，政治淪為利益團體的工具，政策變成為富人量身打造的提款機。公義淪喪，政府無視一船民眾的痛苦，喊了許久的「社會正義住宅」或「房屋平台」，仍如空中樓閣。自2008年以來，產業更空洞化、競爭力更衰退、社會更貧窮化。以致一個不向命運低頭的女孩，只能抓著幾句書寫者的語句，每日如誦念珠般，不斷安慰自己。
這個國家，太對不起年輕人。 

電視節目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