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血流成河

責任主編：陳韋綸

對《服貿協議》，台灣人在政治上的擔憂，高於經濟利益的喪失。

政治經濟互為體用的《服貿協議》

這個在政治上的擔憂，指的是中國透過經濟的依賴關係，逼使台灣在政治上的態度轉向，改變文化與認同，最後自然地融入中國，達到政治統一的目的。現在的中國，已經不需要像當年那樣「文攻武嚇」，他們不急著處理「統一」的問題，只需要坐等一切條件的成熟，而各種自由貿易談判與規則的建立，則是國家完成這些條件的手段。

這種「先政治後經濟」的問題意識，我覺得是正確的，因為「政治」與「經濟」互為目的與手段，原本就是「自由貿易」的本質，特別是在經濟實力不對等的條件底下，「經濟的依賴」與「政治的目的」相互為用，構成強國秩序，進而形成區域與全球的霸權，這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原來面貌。

過去60年，美國在經濟上，將台灣建設為它的「前進生產基地」；在政治與軍事上，納入冷戰的圍堵體系，並透過政治與經濟的手段，將台灣的文化、認同、消費習慣、意識形態…等等，調整到「帝國邊陲」的位置，使台灣對這個體系，產生強烈的依賴。而今天，中國崛起，新的資本霸權與之產生競爭關係，在這個拉扯下，讓我們有機會從過去對這個「政治目的的經濟手段」的無意識狀態下脫離出來，這當然是一件好事。

自從ECFA簽訂以來，馬英九的這盤棋，可以說步步都下錯；錯誤的地方，在他以為他可以獨占中國對台灣在政治上的代理權。從早期開放中國觀光客過於樂觀的評估，一直到以為中國政府在ECFA「早收清單」上會給台灣有足夠的「讓利」，以為中國會給他這個唯一的「代理人」一點經濟上的甜頭。

中國的這一盤棋

但是他並沒有估計到，他的這個「代理權」是有競爭者的。事實上，若是由民進黨，而不是國民黨來進行兩岸談判，在台灣民間會引起的反彈，只會更小，加深台灣對中國的依賴，未必更不順利。民進黨執政8年期間，在「有效管理、積極開放」的政策下，兩岸經貿關係的快速發展，台灣對中國開放幅度之大，就是一個明證，而今天民進黨的政治人物，甚至已經快連口頭上的「反中」都做不到，也正是中國的這個「代理權」戰爭所產生的影響。

而馬英九這一個過度樂觀的「政治判斷」，也使他忽略了中國在資本化的發展上，所採取的策略。

中國的最大籌碼有兩個，一個是市場、一個是資金，缺的是資本化的手段，包括技術、市場化的經驗與商業模式這些東西，而《服貿協議》顯示出中國充分地利用了它的籌碼、補足其不足之處，就拿「電子商務」來說，中國不對台灣開放「跨境服務」，要的就是台灣把相關的技術與經驗帶到中國去。

事實上，這樣的例子，早在中國關鍵的工業與外資之間的關係，可以看得出來，像是石化業，中國歡迎包括台灣資本在內的「外資」合作，不過，持股比例不能超過50%，確保經營權不會落入人手，而這樣的「合作」，目的就在取得相關的關鍵技術與經驗（相關評論），以發展這些中國的資本，那麼，像是德國的BASF、英國的BP、Shell、美國的Exxon…這些大型跨國資本，會不知道這些事情嗎？當然不會，但是在中國的「市場」與「資金」的吸力之下，不得不就範。

當然，台灣還是有一定實力的，在這方面，中國已經構築了防火牆，那就是只把台灣放置在「十二五規劃」下的「海峽西岸經濟區」，也就是對相較北邊的長三角與南邊的珠三角發展為落後的福建省，以「海峽東岸」作為其發展的腹地與資源，發展「海西區」經濟。

中國這一盤棋，一擺出來就清楚了，那台灣要的是什麼？

自由貿易對勞工一定不利

當然，台灣代表帶去談判的，少不了特定業者，而且必須是規模夠大、底子夠硬的人的需求，但那都是個別的需求，除此之外，就只有一個幻想、一個焦慮，幻想的是「通過中國走向世界（相關評論）」，焦慮的是「邊緣化」。也就是說，中國帶著的是具體的目的，台灣帶著的是抽象的恐懼。

那，這是說，台灣的代表很「無能」嗎？

如果這樣想就錯了，以上的這些問題是結構性的，當台灣逐漸失去了美國「前進生產基地」的地位之後，籌碼就不多了，剩下自己一點點小小的市場去跟人家談判，怎麼談怎麼吃癟，送一些個別產業出去，但是要用開放、開放、再開放來換。《服貿協議》是在「不對等」的基礎下簽訂的，這也是現在許多論者，批判的重點（相關報導），我們只要把這個批判放大到國際上去看，那就很清楚，在這個世界上，哪裡存在兩個完全「對等」的國家？透過一次次「開放」的驅力，全球化本來就是一個強國主導的霸權秩序，這也是自由貿易的真相。

以上，我用上了全稱式的「中國」和「台灣」，現在我要作一些修正，這種「全稱」是帶有意識形態的，因為它始終假設「國家」的利益等於「資本」的利益，而以上的分析，也只是在討論對於中國和台灣資本的利益與不利益、中國有能力為它的資本佈局，台灣則欠缺此能力。

但是，如果把「資本」和「勞工」分開，那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自由貿易對於勞工是絕對沒有好處的。

這一次，在政治的議題之外，大家也開始算《服貿協議》對勞工與本土產業造成的。當然，這更是好事。所有的貿易協定，如果都拿出來好好算算，鐵定是「目屎撥昧離」：國外的資本、服務、貨品移進來，衝擊本土產業，造成失業與勞動條件的下降；國內的資本、服務、貨品移出去，同樣造成失業與勞動條件的下降。本國資本在海外的投資，賺了錢，表面上充實了GDP，但是這些利潤，勞工是分不到的。整個全球化的過程，造成資本累積越來越多，勞工可以分到的越來越少。

如果我們只全稱式地看待國家的在自由貿易上的利益的話，就沒有辦法理解，為什麼墨西哥和美國的工人會同聲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了。資本跨國境的自由流動，不管流入流出，受害的都是工人，它製造失業、不穩定的工作，以及跨境廉價勞動力的「向下競爭」。

公共服務的危機

最近反對《服貿協議》的論點，以文化與語言的接近性，認為中國的服務業進入台灣市場競爭的機會比起其他國家大，這對規模不大、有引進勞工的服務業或許成立，但是對於有全球性的商業模式的大型資本、跨境服務的業者，或者不直接接觸消費者的服務業則不一定，我們從美式速食肯德基、麥當勞，或者（法資的）家樂福…等經驗，就可以看得出來，從《服貿協議》的內容來看，引進中國工人對台灣就業機會的衝擊不見得大，應該注意的還是資本的引進。

就拿開放國觀光客之後，中國資本從旅行社、特產店、飯店，一直到運輸公司，透過合資的方式經營，聘僱的是本地人，但這些中國資本，還是可以將利潤以「一條龍」的方式賺回去，這種情況，在《服貿協議》簽訂之後，勢必更加嚴重；而更嚴重的問題，在於新的競爭者進入原本已經飽和的市場之後，對於現有業者的競爭壓力。

市場競爭就會帶來就業的危機，這一點，即便是在公部門工作的「公共服務業」勞工受到的威脅，甚至是更大的。

就以台北市長郝龍斌一路走來的政策來看，2001到2003年間，擔任環保署長，不顧台灣垃圾量下降的趨勢，推動「一縣市一焚化」政策，2006年接任台北市長，打壓工會，強硬推動台北市停車管理外包，這兩個政策，很有趣地，背後的最大獲利者都是同一家公司，那就是具黨營事業色彩的「中興電工」。到今天，焚化爐及停管的業務，已經成為中興電工重要的獲利來源。

透過「外包」、「BOT」、「特許經營」、「去任務化」等方式，將公共服務「私有化」，這跟「語言、文化」的關係很小，但是跟政治人物的政商脈絡，關係就很大，在這一次《服貿協議》裡，垃圾清運、焚化爐、交通管理…這些具有公共性質的服務業也都在開放的行列，這些公共服務，會不會開放給中資經營，這個要看政治人物的關係，我們不知道，不過因為公共服務的引進，加深市場競爭的深度，不要說中資，即便是台資也會加快對政府部門要求「私有化」的壓力。

跨國經營是資本對付勞工的武器

在這裡，我們又看見「全球化」下另外一個重要的現象，公共服務的私有化，以及從中獲利的資本與政府部門的勾結。事實上，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過程中，獨裁而貪腐的政府，從來就是它的助力，甚至是不可缺的組成成份。我認為《服貿協議》的影響，恐怕會落在公共服務的私有化上。只從很單純的資人企業之間的「競爭」來處理服務業跨國流動的影響，是不夠的，自由貿易增加市場內部競爭的壓力，也逼使私人資本必須擴張它的市場，而要求國家將公共服務私有化，對於具特定政治關係的資本來說，就是最快速、有效的方法。

「跨國經營」本身就是資本拿來對付勞工的重要手段。最近幾年，我們看到台灣的家樂福工會，在工時問題上與資方抗爭，獲得了部份的成果；但是對工會來說，始終有一個隱憂，那就是家樂福在亞洲的發展策略，始終都是以中國的市場作為其最主要的目標，台灣的量販市場，在供應鍊及勞工這兩端，早就已經被壓縮到了底了，家樂福近年紛紛在東南亞其他國家撤點，放棄台灣這個小市場對它來說根本不算什麼。

跨國的服務業，自己面臨同業的競爭，另一邊，就是與自己僱用勞工的逐利，以及向國家與政客施加「私有化」的壓力，這是「全球化」下跨國企業一整套的現象，也就是《服貿協議》所將帶來的。

當然，在經濟區位、語言文化、資本實力，以及政治動機上，中國資本對台灣威脅的特殊性，是不容否認的，而我們只要把這個特殊性，放在這個架構下一看，就會發現，它是一個「全球化」的加強版，而在以上這些現象之外，《服貿協議》所碰觸到的另一個議題，也完全在「反全球化」運動所關注的重點下面，那就是「自由貿易」與「民主」的問題。

自由貿易協定是反民主的

所有的自由貿易協定，都是反民主的。在即將召開的立法院臨時會中，關於《服貿協議》要包裹表決或者逐條審議的問題可能會爭論不休，不過，如果拖延下去，結果就是「自動生效」（相關剪報），自由貿易協定對於一個國家的影響，比起法律案、預算案，甚至都還要大，但是，在程序上，為什麼如此荒唐呢？

這也就是自由貿易協定的本來面目。

以美國為例，美國在《2002年貿易法》中的《TPA法案（Bipartisan 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Act of 2002）》以設定授權期限的方式，由政府與國外洽簽自由貿易協定，回到國會，照樣以「限期」、「包裹」的方式進行表決，不過在中間加上一些與國會、業者之間的諮商程序。

政府所諮詢的對象，是會受到影響，但可能利益不一致的業者，大者恆大，小的說不出話來，而在大企業政治獻金豢養下的國會議員，又會為誰說話？在這裡面，受到影響更大的工人和小農，則根本不在考慮的範圍之內，這早已違背幾個世紀以來，所謂民主政治發展出來起碼形式上票票等值的常理，變成少數利益團體的決定。

自由貿易協定的不民主本質，早年逼得全球所有的工人和小農要追著世界貿易組織（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部長級會議抗議；近年來，這些協定從一個全球的架構，發展成區域性的、雙邊或多邊的「架構協議」，自由貿易的規則，定在像《服貿協議》這樣的談判結果裡面，而規則的背後，受益者與受害者永遠都不清楚，要幾年之後，有人大發利市、有更多的人家破人亡才看得出來，這是自由貿易的現象，當然也是《服貿協議》的現象。

反對《服貿協議》、反對「自由貿易」

好了，我們一層一層地談下來，可以稍微地歸結一下：

當然，以上所有的「自由貿易」都可以代換成《服貿協議》。

《服貿協議》是《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下，進入實質開放的第一個環節，之後跟著來的，是「商品貿易」、「投資便利化」以及「爭端解決機制」這些談判，作為現階段，在政治、經濟上，對我們壓力最大的國家，ECFA架構下的這一籃子談判，將深深影響我們的未來。

而就如本文所指出的，不反對「自由貿易」而反對ECFA╱《服貿協議》，是無法想像的。同樣地，反對「自由貿易」而不反對ECFA╱《服貿協議》也是無法想像的。在中國崛起，挾其經濟實力與政治目的向台灣進擊之時，我們的處境比起過去受到美國帝國主義單邊秩序擺佈的處境，更加危險，而這兩邊同時以各種自由貿易協定要求台灣開放市場，並意圖將台灣整合在它們的霸權秩序下，加上台灣深刻的「邊緣化」焦慮，如果再沒有行動，將來勢必掉入空洞而貧窮的深淵。

當然要反對《服貿協議》，不只反對《服貿協議》，還要讓它成為我們以行動反對「自由貿易」的重要一役。